沒完沒了的華爾滋

台灣教授四萬多人，這三人走，是四萬分之三嗎？



「絕對不是。你要花多少資源，多少時間，才能夠再培養出一個學者到像巫老師這樣的學者？」台大會計系教授劉順仁感慨萬千，「他們三人走，絕對是高等教育人才流失關鍵性的指標。」



這三人，台大國企系教授巫和懋、台大經濟系教授朱家祥、政大金融系教授霍德明將拔根式的離開台灣，連袂到北京大學任教。



六月份，當一所所大學的驪歌送走一批批畢業生之際，這三位教授也低調結束他們在台灣的最後一堂課。

六月十日下午，被喻為「經濟學的『新四人幫』」之一的霍德明如往常的步入政大商學院六樓一間教室，下課前，一位女學生紅著眼眶上台獻花，台下十來個博士班學生相對無言，感傷的氣氛靜靜蕩開。這是霍德明在政大的最後一堂課，下課鐘響，曲終人散。



場景換到五月三十日晚上，台北東區一家湘菜餐廳，十多名台大EMBA的校友，正替巫和懋教授舉辦餞行宴。飯桌上坐的，多是巫和懋指導過碩士論文的學生，他們幸運的成為巫和懋在台灣的最後一批嫡傳弟子。如今，還有人在苦等巫和懋點頭指導論文，等了一學期，仍無回應。



巫和懋，擔任過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他可稱為賽局理論的台灣第一人。賽局理論，是近代經濟學的顯學，最近十二年內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有三位是賽局理論獲獎。更早的一位得主肯尼斯．亞羅（Kenneth Arrow），就是巫和懋的指導教授。

不只在台灣，在中國大陸更是沒有華人教授能將賽局理論形成個案教學。因此，巫和懋在台大EMBA的課，企業家們搶著上，座無虛席。



當年，巫和懋幾乎是被三顧茅廬請回台灣。他是史丹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後來在史丹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兩度到史丹佛請巫和懋回台的前經建會副主委、當時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回憶這段經歷，史丹佛，是美國經濟學重鎮，而巫和懋是極為少數能夠拿到史丹佛全額獎學金的人：「這樣的人，全世界都會注意。」

然而，回台十三年後，二○○六年的夏天，當台大管理學院前的欒樹梢開始怒放黃花時，巫和懋要再度收拾行囊，離開台北。他台北的房子正在出售。



巫和懋三人的新辦公地點在林毅夫主持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挖角戰

台灣到對岸任客座或短期教學的學者保守估計已超過百人



走入北京大學校園一隅，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映入眼簾，池中夏荷送清風。這裡是昔日的清朝園林朗潤園，也是大陸中央政府最倚重的智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出身台灣、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者林毅夫，曾出任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與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部副部長，一直是對中南海最具影響力的財經智囊。

中國的第十個五年計畫「十五」，他是起草人之一。到了第十一個五年計畫「十一五」，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主張，更被採納成為大陸走向「全面小康」目標最重要的策略。



一位台灣出身的學者，主導影響大陸上億人的決策，這是多少學者的夢想。巫和懋等三人也將成為這研究機構的教授。



霍德明的妻小，在一年前就遷居北京。朱家祥，專研計量經濟學及時間序列分析。兩人都已正式辭職，巫和懋雖是向台大請假一年，但一位為他送行的學生說：「他說，他應該是不會回來了。」



不只這三位將到北大的教授，鄰近的清華大學校園裡，也有三位來自台灣的教授。其中一位，程曜，他是台灣研究同步輻射的專家、曾經研發出全世界最深的三毫米X射線深刻術的科學家。一九九九年至二○○二年在新竹清大任教，二○○二年被北京清大的「百人引進計畫」挖角至清大工程物理系任教。



在南方的重點學校，也有台灣教授的足跡。前教育部長、台灣的海洋專家吳京，被浙江大學挖去，正計畫建立高水準的海洋中心。

在經濟學、在物理學、在海洋學等理工學院的台灣頂尖教授，已在鬆動。現在，台灣赴對岸擔任客座或短期教學的學者，保守估計超過百人，但真正辭職到對岸的，只有九人，「量還沒有大到會讓人有警覺，」政大校長鄭瑞城說。

但如今竟有三位正值顛峰的名師一次被連根挖走，很多教授及院、校長認為，土石終於開始鬆動。問題的層次，豈是四萬分之三教授出走。



他們，都是美國名校畢業的優秀學者，當初讓他們放棄美國教職回台，這麼重大的決定，背後一定有很大的力量。「反過來，讓他們現在做這麼重大的選擇，也絕對不是一個很小的力量。」劉順仁說。

是什麼，讓他們的滿腔熱血冷卻？「在台灣發展，沒有未來。這是他們告訴我最重要的一點。」政大經濟系教授李紀珠說。出走的三人當中，兩人是她的好友。



在外有拉力，內有推力下，一小群台灣非常傑出的教授離開了生長的土地，連退休金也不等了。



大陸大規模、系統化的高教改革工程　正借力建立師資隊伍



被對岸一下子挖走三名優秀學者，在台灣是頭一遭；三人被挖的背後，其實是一項由國務院副總理直接督軍，大陸有史以來層級最高、規模最大、最有系統的高等教育改革工程。

今年四月十八日，北京大學校報一篇報導透出端倪：「在二一一工程支持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招攬人才，特別是吸引海外學有所成的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學者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最近還正計畫從台灣引進在國際經濟學界頗有影響的朱家祥、巫和懋兩位教授。」

沒有多久，兩人的名字就掛上了該中心網站全職教授的名單，除了兩人之外，還多了霍德明。



「二一一工程」，其實已經進行了十一年。「二一，一」指的是，透過重點發展：「二十一世紀，中國要有一百所世界一流大學或學科」。這是由當時的中共總理李鵬親自啟動，層級高到國務院，由副總理李嵐清直接率領，編列專款，全力推動。

它在一九九六年啟動，已經完成兩期共十年的計畫，第三個五年計畫，今年是第一年。過去十年，這項工程已投入至少人民幣三百六十億元（約合新台幣一千四百億元）。

一九九八年，大陸政府決定對北大、清華等九所「重中之重」的學校每年加碼人民幣三十億元。這席談話的時間是九八年五月四日，因此此計畫便被稱為「九八五計畫」。

二一一加九八五，「兩個工程同時實施，是很難得的歷史性機遇，」北大校長許智宏說。北大因此獲得的經費一年約合新台幣四十八億元。這是台灣「五年五百億」計畫中，拿最多的台大一年三十億的一．六倍。



根據李鵬的宣示：「師資隊伍直接關係到二一一工程的成敗，必須做為一大戰略任務來抓。」中國因為文革造成的斷層，所謂師資隊伍建設，其實就是先挖角後培育。

「沒有大師，沒有優秀的學者，學術不可能領先。所以，我們把隊伍建設看作是學校工作的關鍵。要借風、借勢、借力。」相當於副校長的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不只一次這麼講。



錢與機會　

大陸重點大學的人事與預算已鬆綁　

頂級學者年薪可達二十五萬美元



怎麼個「借」法？《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說得很清楚：「模式很簡單：重金挖角外國訓練出來的一流華裔學者及美籍華人，替他們設立設備一流的實驗室，派最聰明的學生給他們，給他們跟美國一樣高的薪水、慷慨的房屋津貼或購屋補助。」



而大陸的重點大學，充沛的經費不僅來自政府。



中國的崛起，成為鎂光燈的焦點，人來錢也來，外部資源多得嚇人。鄭瑞城說，他半年前跟北大、清大的校長聊天，談到捐款，「他們根本是坐以待『幣』。」鄭瑞城笑說。



比方李嘉誠基金會捐助的「長江學者計畫」，除了學校給的薪水之外，學者還有一年人民幣十萬元的補助。七年來「長江學者計畫」投入金額超過人民幣一億元，聘請的學者累計達八百多名，其中包括台灣的政大金融系主任沈中華。大陸重點學校，政府給的多，外面的資源更多，手筆也大。

擔任哈佛在台校友會副會長的李紀珠說，在台灣，企業捐錢給政大俞國華講座才新台幣一百萬元，但在北京「清華經濟管理學院，捐個講座就要三百萬美元，搶著捐的人一大堆。」

簡言之，全力拚經濟的中國，在菁英教育上，為了躋身世界一流，早已放棄社會主義路線，改走美國的「產業化」道路。重點大學的人事與預算被鬆綁。



討論大學教授裡有多少具博士學位，是台灣二十年前的話題；而在二一一工程第一個五年計畫執行完畢驗收成果時，國務院和教育部的成果展示報告中，還看到這樣的描述：「重點建設學校，教師中有博士學位的比率增加了一○九％。」然而，不過短短幾年時間，大陸學校挖到的，很多已經是歐美一流名校的教授。



以上海交通大學為例，就挖到五位國際級的學者，包括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奧特曼（Sidney Altman）等人。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吸引的人數更多，近五十名海歸及華人學者，「這些學者都出身常春藤盟校或牛津、劍橋。」光華副院長張維迎說。

清大也不遑多讓，「百人引進計畫」中延請海外學者擔任講座教授，他們每年只須在清華教三至四個月，等於一個月新台幣一百三十萬元。截至二○○五為止，清華已經挖到五十名世界級頂尖教授，包括出身台灣、美國最頂尖電腦科學家之一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姚期智，他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我沒辦法想還有其他地方可以更吸引我，即便條件都一樣。」



台灣教授薪資制度像吃大鍋飯　高低差距不得超過二○％



按照大陸教育部的規定，教授標準工資一年人民幣六萬元。但北大等重點大學新聘外籍教授卻是六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一百九十六萬元）起跳。如果在學術界已有聲望的學者能拿到十萬美元，諾貝爾級的學者甚至達二十五萬美元。

反觀台灣的教授，不論傑出與否，比照資歷，一個月薪水新台幣十萬元到頂。「一輩子好像就在拚這十萬塊。」台大管理學院院長洪茂蔚感嘆。「你表現得好或爛，都一樣。」湯明哲也說。

形式上，台灣各校雖有評鑑考核制度，但事實上大部分都「玩假的」。湯明哲說，全世界七五％的名校都集中在美國，除了國力強之外，美國大學嚴格的淘汰制度也發揮相當大的力量。

國外好的學校「二十個助理教授進來，只有一個最後能留下來。台灣是百分之百，哪有什麼淘汰？」在教師法的保障下，大學幾乎很難解聘老師，台大歷史系教授黃俊傑用「與國同壽」調侃教師進了大學之後的飯碗。



湯明哲指出，評鑑號稱最嚴格的台大，有一名副教授五年評估沒過，「院也不敢動啊，動他他就綁布條，絕食抗議啊，他二十前進來就是副教授，現在還是啊。」湯明哲說，台大一千七百名教授，有四百名這種萬年副教授，「你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美國雖然有終身職制度，洪茂蔚指出，但校長、院長的行政裁量權非常大，就算是拿到終身職的教授，「如果你表現不好，他可以把你減薪五萬（美元）；把你課從正常的三小時增加到十二小時，叫你教到頭昏眼花；把你的辦公室搬到沒有窗戶的地方或地下室等等，讓你受很大的侮辱，反正他就是有辦法讓你離開。」



即便是社會主義的大陸，北大、清大教授等級分十幾級，最高最低薪水可以差到三十倍。台灣本來一點差別都沒有，好不容易向教育部爭取各等分五級，教育部又規高低級薪資差距不得超過二○％。

交大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戴曉霞表示，制度的設計就不鼓勵教授卓越，大家吃大鍋飯。「制度的制定者如果希望全國的老百姓大公無私的奉獻自己，那這個制度最後一定會失敗，因為違背人性。」



全球化時代，比的是誰擁有附加價值最高的知識，但「在台灣，你看不到對知識的尊重。」李紀珠說。



如今的台灣，大學頂級教授薪資約是香港、新加坡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六分之一。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原來是成大超導體專家，「我從沒想過要做大學校長，但科大提出的條件，好到讓人無法拒絕。」港科大給他的待遇，月薪約合新台幣八十八萬元。港科大副校長林垂宙指出，港科大「三分之一的教職員具有台灣淵源」。這些人，本該為台灣所用。

台灣社會越來越不尊重專業　大陸提供和國際頂尖學者接軌機會



哈佛商學院副院長惠瑞（Steve Wheelright）五月初在接受《商業周刊》獨家專訪時說，他相信大陸五年內一定會出現世界一流的大學，至於台灣，關鍵在於「你們能不能吸引你們的人回來？」



台灣教授很久以前待遇就已經不如人，但十幾二十年前，學者還願意回來的原因是金錢以外，社會參與和社會貢獻還能夠提供學者很大的滿足。但近十年來，「台灣社會越來越不尊重專業，很多公共政策的決策越來越走向投票文化，專業人士可以參與貢獻的空間快速萎縮。」鄭瑞城說。



而大陸剛好相反，在脫貧過程中，大陸大量借重專業人士，在不挑戰它的意識形態下，幫它設計遊戲規則，「你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李紀珠說：「大家都希望在那個舞臺有發言權。」

劉順仁分析台灣學者出走對岸的原因：「因為size（規模）的關係，如果學者的意見被採用，它的leverage（槓桿效果）就很大，這對專業人士內心的滿足和榮譽感是非常非常大的。」



對岸的拉力，不只如此。對學者來說，不斷跟國際頂尖的學者接觸交流，讓自己在學術上不斷的精進，比什麼都重要，而台灣經濟停滯，在國際社會的曝光度，以及與國際一流學者交流的機會，無不每下愈況。許多國際一流的學者如果在亞洲要停一、兩站，一定是去大陸、日本，跳過台灣。



根據北大的報告，從二○○○年至○五年，北大一共有十名外國總理或總統、二十多名諾貝爾獎得主、好幾十名國際名校校長及數千名國際知名學者訪問、演講、交流；剛接任美國財政部長的高盛總裁保羅森（Hank Paulson）就說，他過去十年，去過中國七十幾次。「在那裡，你接觸到的人的格局和素質，是很不一樣的。」李紀珠說。

五月間，廈門大學八十五週年校慶，一次就請來五位諾貝爾獎得主，「人家看到的不是廈門大學，而是中國的、南方的著名學府，中國leverage了它。」劉順仁說。馳赴盛會的政大校長鄭瑞城自我調侃說，明年政大八十週年校慶，也想請幾個諾貝爾獎得主來，「不知能請來幾個？」



全球搶腦力

韓國向香港、新加坡挖人　

高薪請來諾貝爾獎得主當校長



而重點發展大學，砸重金全球挖角的，不光是大陸。日本、南韓、美國的加州和新加坡，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成大教育所教授湯堯在所著《大學學問大》中提到：一九九九年，世界銀行統計全球在高等教育上的支出，超過三千億美元，這個金額，是全球GDP（國內生產毛額）的三○％，且成長速度遠高於世界經濟成長，高等教育儼然成為全人類的希望工程。



日本二○○一年提出「建構世界最高水準大學——頂尖三十」計畫，原來計畫選定三十所大學重點發展，經過討論後修正為更加集中發展，只補助十一所大學，稱之為「二十一世紀卓越中心計畫」（Center of Excellence，COE）。



再看韓國的「韓國腦力二一工程」（Brain Korea 21,BK21），以每年兩千億韓元（約合新台幣六十八億元），推動為期七年的智慧韓國頭腦工程，也是重點發展少數大學，建構世界級大學。它強調集中原則，只有少數大學獲得補助。



韓國建構世界級大學的努力，手段之一，也是重金挖角。他們不但從亞洲區，教授薪水最高的香港、新加坡挖角，韓國的先進科技學院（KAIST），兩年前更請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羅伯特‧勞夫林（Bobert B. Laughlin）擔任校長，年薪高達六十萬美元。待遇已不遜於上市公司的執行長。

美國把大學視為永遠的脊樑　哈佛以得天下名師為目標



惠瑞說，哈佛管理階層有一個行之已久的習慣，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遇見第一流的學者，就會開始尋思：「他為什麼沒有在哈佛教書？」然後想盡辦法挖角。得天下名師皆為我所用。



亞洲各國如今競相挖角，有用嗎？根據全球學術研究成果評比重要的依據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的分析評價，二○○五年，北京大學已有九個學科領域進入全球的前一％。



有史以來威望最高的中央銀行總裁，剛卸任的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曾經撰文指出，美國的大學，是美國社會「永遠的脊樑」，沒有這些高等學府，美國不會有今天的鼎盛。相較於大陸在菁英教育上，展現出的強烈企圖心，我們的政府對教育大計的輕忽態度，反映在教育資源投入的貧瘠，及大鍋飯主義。



三位名師出走了，四萬分之三的意義，讓我們看到冰山一角。然而，冰海下面，我們看不到的是，還有多少沒挖成功，或還沒挖成功的優秀學者，也在鬆動。一如鄭瑞城的感嘆：「我們很早就感受到零星個案在出現，但就好像當年到大陸去經商的零星台商，零星個案不是沒有可能變成趨勢。」